过去在绍兴路文艺出版社工作时，常借隔壁上海昆剧团的礼堂开会。听前辈们说，这幢楼曾是南社成员聚会演出的地方。那时只知道南社是近代上海一个有影响的文艺团体，聚集了一大批民国的文化名人，但人们谈起它，总有点讳莫如深、不置可否的意味。近现代文学史上，史学家们对它似不像对太阳社、创造社那样肯多花笔墨。这次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，上视纪实频道辗转于苏、浙、上海及金山等南社活动过的区域，收集了许多第一手史料，摄制了纪录片《南社》，才使大家较为完整地了解这一段历史。

 

南社创立于1909年，前后延续30余年。其间雅集18次，出版《南社丛刻》22集。它的鼎盛时期，社员有1700余人，除了陈去病、高天梅、柳亚子三位创办人外，中国历史上许多炙手可热的人物如黄兴、宋教仁、戴季陶、于右任、苏曼殊、李叔同、郭沫若、陈望道等都是它的社员。可以说，在近代慢慢觉醒的中国，他们起着革命的启蒙作用。南社第二任社长姚光之子姚昆田先生接受采访时说：“辛亥革命的成功，像一头牛一样的有一双犄角，那指什么呢？指同盟会，也指南社，它们两个是各有各的作用，车之两轮，鸟之两翼，牛之犄角。”南社的作用，从中可知一二。

 

不幸的是革命成功后，南社便渐渐出现了分化，在对待新文化运动上，如打倒孔家店、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使用上都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，一帮文人经常争论不休，改革派与保守派在缺少一种制度安排的情况下，要想达到某种共识或妥协很难，文人的激情更难以维系一个理想出现分歧的组织，南社的成员开始各奔东西：柳亚子有了回乡归隐的意图，陈去病最终竟出家做了和尚，高天梅卷入政治纷争……虽然南社的结局有点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但学者们对南社初期的猛士精神大都给予充分肯定，称他们“以一种文人特有的方式，执干戈以卫社稷”。鲁迅先生则认为：“清末的南社，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，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，愤满族人的凶横，渴望着光复旧物，但民国成立以后，倒寂然无声了。我想，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，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宫威仪，峨冠博带。而事实并不这样，所以反而索然无味，不想执笔了。”看来，鲁迅的这段评价主要是针对南社中反满清不反旧制的保守派。其实，南社由盛至衰的原因还要更复杂些。纪录片《南社》在结尾时引用了柳亚子先生晚年的一段自白：“在下柳亚子，我这一生最可记录的不是成为毛泽东的诗友，也不是被蒋介石开除党籍，死里逃生，如果要为我写墓志铭，请从1909年，清宣统元年开始：那年我与陈巢南（即陈去病）、高天梅创办了南社。当年我们‘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，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’，像火一般的狂热，而如今，我的心像冰一般的奇冷！我们没有中山先生的毅力和勇气，我们也曾经抱残守缺，对于文学、对于政治，不消说一般社友，便是陈巢南、高天梅和我，三个人的立场便不能相同。总之，南社的内容，实在是很复杂的。我的朋友曹聚仁先生说：南社文人，只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，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量，在建设上，却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。他的这个话，听起来不是很舒服，但我从心底里是认同的。”柳亚子先生的自我剖析是不是更为真切？

 

抹去历史尘埃，洗清含混面目，客观、真实地向公众展示了近代史上一个重要团体的演变。同时，直面和反省中国文人、知识分子缺乏科学理性的弱点，就此而言，纪录片《南社》功不可没。

 

作者：陈保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