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孙颙

    

上世纪中期，我们听到柳亚子这个名字，是因为那两句有名的诗：“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”于是，我们脑海中晃荡着一条瘦长的裹在似乎是长衫里的身影，郁郁不得志，一壶酒，一本线装书，荡舟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上，满腹的抱怨和怪话。那模样，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，实在强不了多少。

    

今年，因为纪念辛亥百年，许多尘封的历史故事被打开。我很喜欢的上视纪实频道，也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名为《南社》的片子。柳亚子他们，竟然以指点江山的先锋派知识分子形象，焕然一新地走进我们的眼帘，让我惊喜不已。他绝不是那种潦倒、酸腐的旧知识分子。

    

从文史资料整理研究的角度回顾百年辛亥，我也曾花了些工夫。上海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地位与作用，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，那就是思想舆论的主阵地，或者说是革命动员的中心。那么多的报纸、出版物，汇集于上海，扩散到全国，它的影响和力量，绝不亚于武昌打响的第一枪；甚至可以认为，是上海的革命鼓吹，催响了武昌城头的枪声。

    

看完《南社》这部短片，我进一步明白了隐藏在当年那些提倡革命的报纸、出版物后面的故事：到底是谁，让革命之声在百年前的上海滩鼎沸起来？我从表象走入了深层。单说一本震撼清朝统治根基的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吧，如果没有柳亚子们的全力资助，此书能否及时面世而号令天下，恐怕难说。据说，南社社员们办的倾向革命的报纸，前后达三百种。在那个混沌的时代，这数字让我肃然起敬。有历史学家说，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，上海云集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，他们运用当时的文化机构，不断地把“中华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观念发散到民间，造就了革命的火山喷发之势，使辛亥革命一声枪响，神州群起响应，没死很多人，就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。我觉得，那是很有见地的说法。

    

我佩服纪实片编导们挖掘故事的功力。柳亚子和他的同道，陈去病、高天野等人，我们听到过他们的名号，但他们的作为，被时间的浪涛吞没已久，没人仔细探询，恐怕很难浮出水面。那时候，他们年长的三四十岁，年轻的二十出头，全部是文弱书生，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，走到一起，只为了一个心愿：中华不能亡，民族要复兴！纪实短片让我们看到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：南社的第一次雅集，是十九位年轻人，挤在江南水乡的小船上，摇船的橹，在水面上荡漾起前行的涟漪。这情景顿时让我们联想到南湖的红船。革命，对参与者而言，是奋不顾身的奉献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，周遭有封建军阀和租界当局军警的追捕；而年轻的柳亚子们，刚举起推翻清王朝的旗帜，朝廷的鹰犬已经通过叛徒的指引扑上来。革命者的事迹和大无畏气概，不应该被我们遗忘！

    

有些人心中存一种偏见，认为北方汉子多豪气，多血性，而南方则弥漫着温婉的气氛，缺乏钢与火的力量。南社的存在，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。柳亚子们第一次雅集的背景，是秋瑾被杀后的白色恐怖；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已经知道叛徒向朝廷告密了，但他们没有退缩，继续前行。有人解释，这是因为清朝入关时，“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”，使江南的士大夫们积聚了太多的仇恨，此时爆发出来。我感到，那还是把原因说狭隘了。中国的东南沿海，那时处于民族危亡的前沿。侵略者从海上进来，首先遭受祸害的是当地居民。此外，西学东渐，最早登陆的地区也在东南一带。这里的知识分子，顺应民众又呼唤民众，成为革命的先行者，也就是非常必然的结果。南社的社员，最多时达到一千几百人；辛亥革命时，直接参加起义的南社社员近百人，牺牲的九人，陈其美、宋教仁等革命名人曾是南社社员，连后来的画坛宗师黄宾虹当年也是南社的积极分子，可见江南文人们革命豪气之盛。

    

这部纪实短片的难得，还在于制作上的用功。历史尘封已久，当年志士们的音容笑貌难以觅寻。制作者们组织创作油画、中国画等美术作品，努力还原历史场景，并配以适当的人物表演，使观众得以迅速进入久远的年代。我想，这是对历史和故人应有的敬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