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集历史人文纪录片《外滩》在纪实频道播出以来，反响热烈。1月4日《东方早报》在“观察·分析”版面头条位置刊登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的评论文章《来自<外滩>的追问》。以下为全文：

来自《外滩》的追问
李天纲

SMG纪实频道新年播出的五集大型纪录片《外滩》，堪称是一部鸿篇巨构。听闻《外滩》的叙述和画面，给我们这些曾经参与其中的学者们，也带来了惊喜和震撼。两年以后，终于看到，上海人的经验、中国人的历史，也可以这样地呈现。

　　用纪录片呈现历史，追问人生，是电视业的最高境界。正是这个原因，法德合作的ARTE是欧洲电视业的明珠，Discovery、National Geography、PBS是美国电视业的异数。自2002年元旦起，SMG创办国内第一家纪录片专业频道，九年来一直是国内唯一的纪实类专业频道，直到2011年元旦，才有“央视纪录频道”的跟进。上海电视台在纪录片的制作和播出方面，曾经领先国内，在各地谈起，有口皆碑。探究个中，很大的原因在于上海观众对于自己城市的历史有着持续不断的关注。这种热情，在其他城市中少见。对此，贬之者，说是喜欢自恋；褒之者，赞为市民自觉。无论如何，从上世纪80年代“国际部”的专题组，到上世纪90年代8频道的“纪录片编辑室”，再到后来SMG的“纪实（真实）频道”，上海电视台在纪录片摄制，尤其是上海历史题材的作品方面，孜孜不倦，独具一格。

　　巧合的是，在中央电视台开办“纪录频道”之际，SMG和央视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手制作的《外滩》公映了。这次制作，标志着上海题材的纪录片，不再单单由上海本地编导来制作——因而局限于“上海闲话”，而且还走向全国，有了一个“普通话”版本。据我知道，拍摄《外滩》，是很多本市电视人的未了心愿，而制作了《故宫》的周兵、王冲宵团队，也渴望走出紫禁城，从古代进入现代，诠释中国近代历史。我一直以为：“一部上海史，半部中国近代史”，外滩的历史，浓缩了近170年的风云变幻，历来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。“《外滩》”和“《故宫》”，正可以做个对联，列为今古，追问中国。

　　作为近代中国的关键门户，外滩历来不乏叙述和解释。“亚洲华尔街”、“东方香舍丽榭”、“殖民者的Showcase”，乃至“帝国主义的桥头堡”……这些称谓，这些绰号，褒贬不一，众说纷纭，其实都不简单，当初都有很多纠结着的复杂涵义。比如，今天中文媒体说外滩建筑是“万国博览会”，多是赞美其壮观。但是，1920年代的欧洲游客说外滩建筑是“万国博览”，是看不起它的“驳杂”、“新富”和“假西方”，骄矜当中，含着嫉妒。还有一本西方记者爱狄密勒写外滩的书，被上海作家包玉珂编译为著名的《上海：冒险家的乐园》，原书中包含着惊叹、神奇，还不乏对不可思议的外滩现象的追问。但在1950年代以后的意识形态批判中，这个书名，就成为外滩的罪名。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本来不是完全负面的意思，也可以理解成“创业者的天堂”。但是，几十年里，外滩却顶起了“资本主义”、“殖民主义”、“帝国主义”的种种恶谥。这个城市，这个民族在一百多年里酝酿出来的精华，却成为“原罪”。

　　无疑，外滩是中外关系的产物，“关系”中当然充满了竞争和算计。但是，外滩也是公平商战的场合，“商战”时必然有更多的合作和融通。外滩和上海，果然如意识形态描述的那样你死我活、不可调和吗？历史的正解，需要在追问中获得。《外滩》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较丰富全面的历史面前，让观众自己发问。历史未必如此，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答案。我很高兴地看到，《外滩》把历史学者们在30年前搞清楚的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真相，完整地告诉了观众。我们知道，租界工部局在“外滩公园”的规定中，并没有这样一块牌子。牌子上确有Chinese，有Dog不得入内的内容，但分列在不同地方，并不属同一条规定，因而也不是明显地侮辱华人。租界洋人是以财产和纳税权利，而不是用种族隔离和文化歧视为理由排斥华人入园的。事实上，上海并没有出现像南非、北美、南亚那样的种族隔离问题。相反，上海的殖民模式是族群的融合，“华洋杂居”、“五方杂处”，上海一直是一个种族、地域、阶级、职业、信仰等等身份并存和融合的城市。这一现象，放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历史和现实中，非常突出，是我们特别需要重视的。

　　上海是一个后起的亚洲现代化城市，“开埠”（1843年）以后，港口、贸易、工业、市政、房地产，以及都市文化建设中都追慕西方。但是，上海所处的区域，曾是《马可波罗游记》、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倾情赞美的“江南”，人口繁盛，物产丰富，市镇发达，人民温和。后期的西方游记，有对中国朝政混乱、战争摧残的谴责和同情，但绝少把上海人视为劣等民族的。相反，他们热衷描写上海的怪诞和不可思议，赞叹那种“文化多样性”。确实，和纽约、伦敦、巴黎等19世纪“国际大都市”相比，上海在人种、文化、习俗和宗教上，有着更加“世界主义”的特征，更加开放，上海充满着世界老牌大都市没有的生机和活力。很高兴看到，纪录片《外滩》使用了大量老电影，旧文献，还采访了众多的历史学家，将外滩的这种特征还原出来，释放了观众的想像力，便于我们问更多的问题。

　　看《外滩》，确实地感到了当代人对上海经验、中国历史的追问。在《外滩》追问：在公平竞争面前，难道上海人、中国人真的那么屈辱，不堪洋人的侵略，节节败退吗？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如果没有“内战”和“二战”，中国经济早就成功。《外滩》第二集《远东华尔街》的编导告诉我们，根据当时经济学家的统计，1912年到1927年的15年间，以外滩为龙头，杨树浦、闸北、南市为主体，沿海、沿江城市的中国工业普遍崛起，年均增长率高达15%，超过最近20年。

　　看纪录片《外滩》，追问事实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历史不像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那样确定，并没有那种宿命论的必然性。历史原本有很多路径，事实应该有不同解释。不同的解释，包含着不同的合理性。用历史理性去追问，“求其放心”，回到内衷，我们或许会发现：失落以后，又获得了什么。

　　（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）